关税新政策下的税务启示：关税对 BEPS 2.0、GloBE 和 Covered Tax(受覆盖税)的影响分析
近期，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关税政策，旨在调整贸易关系并减少贸易逆差，引发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在关税已成为地缘博弈“武器化”的当下，国际税收体系，尤其是 BEPS 2.0 支柱二(Pillar Two）全球最低税（GloBE）规则，将如何应对这一变化？企业又应如何评估和优化全球税收负担？
一、关税不是 Covered Tax，不能提升有效税率（ETR）
Covered Tax 是支柱二规则下，用于全球最低税计算的税收项目。它包括企业的当前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同时需要排除特定项目或计入补充项目，以确保全球税收的公平性和一致性。
根据 OECD 发布的 Pillar Two 模型规则及《Administrative Guidance》：
“Only taxes on income or profits, including taxes in lieu of income taxes, qualify as Covered Taxes. Customs duties, excise
taxes, VAT, etc., do not qualify.”
— OECD GloBE Model Rules, Article 4
这意味着：
关税不被纳入 Covered Taxes 的范畴，无法计入计算GloBE有效税率(ETR）的分母。
举例说明：
所以，如果一家企业试图通过提高其在某市场的关税成本来“填补”全球最低税的ETR门槛，这是无效的，反而可能导致“低税 + 高成本”的双重困境。
二、“低税地 + 高关税”结构或将面临双重打击
当前，大量跨国集团在利用成本低、税率低的制造地（如东南亚部分国家或中国特定地区）进行出口型布局。如果出口产品被美国等高关税市场加以征收惩罚性关税，同时原制造地又属于低税区，其结果可能是：
- ETR 被判定低于15%，需缴纳 Top-up Tax（补税）
- 加征的关税无法抵扣或抵免
- 企业整体税收效率显著下降，利润空间被侵蚀
结论：
关税将加速企业“从税收优化转向运营合规”的趋势。
三、 Pillar Two 倒逼企业重构“真实运营+ 税收合理化”结构
在GloBE架构下，跨国企业越来越难以通过“形式性架构”来获取税收优势。关键要素包括：
- 实质性员工、资产和运营活动（Substance）
- 符合条件的 Covered Taxes
- 完善的合规与信息披露体系（GloBE信息申报）
而关税提升了跨境流通成本，进一步促进“本地化生产 + 本地纳税”的趋势。
典型变化将包括：
四、政策交叉下的综合规划建议
- 不要高估关税的“税负意义” – 它是成本，不被纳入 Covered Taxes 的范畴。
- 评估集团现有 GloBE ETR 情况 – 找出潜在的 Top-up Tax 风险地区。
- 提前建立 GloBE 数据收集与模拟机制 – 包括 Covered Taxes归类、ETR计算、合规披露等。
- 综合考量：关税 + Pillar Two + 投资架构 – 建立税务、关务、法律三维评估模型。
结论：
全球最低税制正在让企业税务规划从“架构设计”走向“运营结构重塑”，关税的提升并不能成为税负优化工具，反而会暴露企业潜在的合规和税收漏洞。在 BEPS 2.0 时代，合规是门槛，结构是根本，数据是关键，协同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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